1955年春天，北京。毛主席对文艺团团长说：“去趟拉美，顺便捎个口信可以吗？”团长愣住了，说：“请您放心，我一定转达。”就这样，一封口信跨越了半个地球，目的地是乌拉圭，收信人名叫萧子升。
毛主席最后一次了解到萧子升的情况，还是在三年前的一次外交部汇报中。现在，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出了旧笔记，翻到了一页已经有些褪色的草稿纸，上面写着“密印寺”三个字。这一页纸里夹着一段三十八年前的对话，还藏着一位老僧人的预言。
那是在1917年的夏天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放假了，萧子升提出要步行去考察，看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。毛泽东马上响应说：“好，我们去看看。”他们只带了很少的东西：一些干粮、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一本厚厚的笔记本，其他什么都没带。
离开长沙后，他们顺着湘江往北走，经过了五个县，白天走访农户，晚上则在私塾或庙宇借宿，把听到的故事和百姓的苦乐都记在了本子上。毛泽东常常花半天时间坐在田边，与种田的人聊天，谈论盐价、地租和摊派给百姓的兵役费用；萧子升负责记录数字，而毛泽东则会补充自己的见解，他们的笔记越来越充实。
七月初五的傍晚，雨过天晴，两人来到了岳麓山脚下的密印寺休息。寺庙的门虽不大，但四周古树参天。主持已经快七十岁了，慈眉善目但眼神锐利。主持见到毛泽东，先是合掌行礼，又仔细观察少年的神情，似乎有所感悟，说：“施主眉宇间透着不凡，将来必能引领中华。”这话让萧子升抬头看了看，而毛泽东只是笑了笑，说：“世事是由众人决定的，怎能一人独断？”
深夜时分，毛泽东与人长谈，话题从农业的根本思想到欧洲的战争，再到宗教教义和百姓生活。方丈听后频频点头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佛门的未来也要随着世道的变化而变化。”这句话后来被看作是一则预言。毛泽东依旧面带微笑，在笔记本的角落里写下了“众生、众志、众力”六个字。
寺庙外面虫鸣声一片，但他们的旅程才刚开始。在这之后的日子里，饥饿、淋雨、甚至被坏人盘问都没有阻止他们继续调查。回到学校时，毛泽东说：“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，但人心是活的。”这种从实际情况中寻找答案的想法，后来成了他一生做事的基础。
1918年，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，当时的核心成员只有十多人。虽然大家满怀激情，但分歧也逐渐显现。两年后，萧子升前往法国学习，希望通过教育和温和改革来救国；而毛泽东则越来越坚信，旧中国的现状不容温和改变，必须采取武装革命的方式。
1921年的冬天，萧子升特意从法国回到长沙，和毛泽东讨论了上百天。萧子升认为，用武力解决问题，最终受害的还是普通百姓。而毛泽东则认为，如果不打破旧的体制，百姓的苦难只会更深。两人虽然都关心百姓，但想法却越来越不同，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
1924年，萧子升加入了国民党。虽然朋友间的感情还在，但立场已经不同。1930年，杨开慧被抓捕，萧子升尽力营救，但由于力量有限，最终没能成功。后来战事频繁，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少。1949年春天，萧子升从上海出发去了法国，两年后被国际劳工组织派到乌拉圭，从此在南美洲定居。
在另一条路上，井冈山的革命火种迅速蔓延，红军翻越雪山，穿过草地，抗日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，最终在1949年10月1日，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。密印寺方丈的预言，如今成真了。
建国以后，毛主席非常重视宗教问题。他多次提到要保障“信仰自由”，鼓励宗教界人士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。1955年2月，毛主席在怀仁堂亲切接见了两位藏传佛教的活佛，诚恳地说：“宗教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我们不能和群众对立。”同年，全国政协的文件首次详细解释了宗教政策，这些文件到现在还很有参考意义。
也是在1955年，文艺团出发前，毛主席特意交代团长带个口信给萧子升：“如果他愿意回来，国家很需要他的才学。”这个口信顺利传到了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，但萧子升回复了四个字：“年老体衰。”这四个字，既表达了身体上的不便，也透露出他内心的犹豫。
1976年9月9日清晨，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。两个月后，在遥远的南美，萧子升病重垂危。临终之际，他把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交给了侄子，嘱咐说：“替我保存好，里面记录了一个朋友的梦想。”这本笔记本的封面上，也写着“密印寺”三个字。
回想起来，老和尚的话确实不算什么神秘的预言。真正让预言成真的，是毛泽东始终坚持依靠群众、服务群众的原则，以及他在关键时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胸怀。相比之下，萧子升的犹豫不决，则反映了另一种知识分子的路径：学问丰富但缺乏行动力。
历史没有如果，但它让后人深思——不同的决定会怎样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？那年在庙里的微笑，并非得意于预知未来，而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和责任感。萧子升见此微笑，铭记一生；中国人民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历史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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