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思聪正在超越他爹吗?瞎扯

10-30 08:26 首页 阿贵有仙妻

小编觉得并没有下面这篇新京报对王健林的专访非常值得大家一看。


61岁,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


5月1号数据,王健林以381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,成为亚洲首富。


王健林今年只花过一笔钱,买了三套西装。

他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个比博士后还高的学问,而“远离政府太假了”。

他希望王思聪稳重一点。但儿子向他吐槽被人紧盯的痛苦,又进入高调的循环。

他忧虑接班人的缺失。同时又希望建造更广阔的帝国,尝尝世界首富的滋味。


谈首富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的消费


京报:很多网友好奇,亚洲首富的一天是怎么过的?
王健林:我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过的。每天准时6点起床,7点10分到公司,基本上雷打不动,前后时间差不超过5分钟。晚上下班回去就八点多了,如果我们自己有会议或者有宴请,就九点多、十点多。11点准时休息。

新京报:你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?
王健林:订了三套西服,每套2万多。今年以来吧就这一笔消费。

新京报:今年5个多月以来唯一的一笔消费?
王健林: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钱没闲。订购西服是我常穿西装,其他的能有什么消费呢,没什么了。

新京报:成为亚洲首富,你觉得是一种必然,还是机遇,或者运气?
王健林:我觉得有三个原因,首先是自己的勤奋和战略,内因是起主角因素的,如果不说自己是主要因素,那就是胡说八道,中国十三亿人怎么你就冒出来了呢。
第二个是受益于国家整个大平台,我们正好赶上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十五、二十年。中国在2013年之前,30年之间每年环比递增9.4%,你就跟着坐车吧,你也10%的增长,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能20%、30%地增长。这个平台奠定了万达的基础,如果没有它,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,也达不到现在的成果。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,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,如果我晚生30年,做这么大会很难。
第三个就是上市的原因。万达上市后财富被放大了。

新京报:最近的美国投资峰会上,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见了你,都聊了什么?
王健林:全都是官方语言,就是欢迎你来美国投资,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。

新京报:奥巴马期待你在美国扩大投资?
王健林:是的。我也表态了,承诺在未来三年至少再投50亿美元。

新京报:以后会不会逐渐将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外?
王健林:重点还是在中国。只是我们觉得2020年如果是1000亿美元的收入,我的希望是30%,起码不低于20%是来自于海外,这才是个跨国公司。

新京报: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,有没有想过做世界首富?
王健林:正在朝这个目标在努力。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,我是想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证明一点什么。



新京报:有没有制定成为世界首富的时间表?

王健林:目前还没有。


新京报:在你看来,去“房地产”化是一个趋势?
王健林:是个趋势。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,可能你会发现,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,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,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,不叫万达商业地产,我已经想好名了,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,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,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,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。

新京报:就拿地而言,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,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,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?
王健林:这就是商业模式。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,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,拿了几块地把哒哒地价上去了,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,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,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,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。
做商业地产也好,做电影产业也好,不管做什么,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,慢慢地,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。外来看是品牌,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,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。

新京报:听说做商业地产,有个“万达速度”,24个月。
王健林:内部最长吧,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。  

新京报:有人认为,“万达速度”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。
王健林:这是瞎扯,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。一个广场十个亿,一年租金一两个亿,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。只有快点干。
住宅和我们相反,拉的占线越长房价越高,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,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。
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,其实不然,你得为自己着想,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,建得越快才越见效。

新京报:说说王思聪吧,他最近做了“日狗”的行为艺术,你知道吗?
王健林:我看到了。可能他自己觉得好玩,是在开玩笑,但他忽略了中国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。

新京报:王思聪现在是微博大V,有1200多万粉丝,有人觉得他敢想敢说,也有人觉得他高调张扬。
王健林:(他个性张扬)我认为有两个原因。第一,西方成长经历;第二可能与他年龄有关。
其实我回想起我年轻时,性格也冲,但是我的冲是比较听话,你让我干什么事儿,我保证哗哗给你干完。那时候我在军队里,哪敢说怀疑领导啊。可能时代不同了吧。

但我还是期望他能稳重一点。


新京报:他从小在新加坡和英国长大,作为父亲,在对他的教育上,有什么得与失?
王健林:现在回头看,我可能有失误的地方。比如说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或高中,再把他送到国外去,这样更合适。
思聪比较小(小学时候)就送出去,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,对中国的人情世故、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刻认识。他在中国,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。

新京报:他会经常在网上卷入到一些争议、冲突中,成为热点话题中的主角,你对这怎么看待?
王健林:我和他有沟通,沟通的时候他答应不再这样做了,但过几天可能又做了。

新京报:还有人会这样推测,他在网上的一些热点事件,有可能是对万达有帮助的营销手段。
王健林:瞎扯。万达需要他来营销?

新京报:但现在很多女粉丝,确实是因为王思聪才愿意逛万达的。
王健林:我不赞同。我宁可他没有粉丝。万达不需要这些东西。万达需要营销多少亿的人口,我们希望是全覆盖,从2岁到70岁,我们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(粉丝)……

新京报:王思聪是富二代,富二代在中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。
王健林:现在来说,官二代、富二代,只要是“二代”,自然会打上一个烙印。我觉得这种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会改变的,看这些二代人怎么做,怎么走吧。另外,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,这种富二代,官二代等就会减少。
看看英国工业史、欧洲工业史,你会发现,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过程中当中,都有这种“二代”现状,美国曾经也有。当社会逐渐走向橄榄型,中产阶级多了,教育程度好了后,这些负面的“二代”慢慢就会少了,这是个过程。

新京报:在父子交流的过程中,王思聪会向你说出哪些困惑?
王健林:我实话实说,思聪对于现在这种狗仔成天盯着(的现况),他很痛苦。他问我,爸爸,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。我问他为什么啊,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,天天被人盯着。我说你去国外几年,时间太长也不合适,短了也不起作用,我说你这样,以后你社会上注意一点吧。

新京报:但他并没有“注意一点”?
王健林:可能这是一种潮流吧。也可能过几年,他被过度消费的情况就消失了。

新京报:在王思聪眼里,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父亲?
王健林:我不太清楚。他在叛逆期时,肯定会挑战我的权威。比如我说什么话他不听,不服我,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,英语也不会讲,啥啥也不懂。
最近两年,我和他的沟通逐渐多了。另外,他也开始做生意了,认识到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的,他老爸做这个生意还不简单。

新京报:你觉得自己是严父还是慈父?
王健林:严父多一些吧。
最大烦恼接班人的成长


新京报:你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?
王健林:日本泡沫十年。

新京报:为什么读这本书?
王健林:看看嘛。(笑)

新京报:你曾说过,你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“创新、胆子大、敢闯敢试”,你有没有胆小的时候?
王健林:胆小?有啊。对规矩,对法律,对制度,我很胆小。因为我不逾越规矩,你看万达企业,敢闯敢试,都是在法律框架里边完成。

新京报: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?
王健林:我希望我能维持自己的形象。第一,我是一个正派的人,保持一个正派的形象,所以你看我没有花边新闻;第二,保持一个慈善家的形象,我从来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,首善啦,万达做慈善是发自内心的,从来不是为了宣传。

新京报:你现在有烦恼么?
王健林:工作、生活中都有烦恼,最大的烦恼是万达接班人的成长问题。我觉得目前万达的复合型人才,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多。

新京报:复合型人才缺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
王健林:我在考虑万达接班人的梯队问题。万达这么大的一个帝国,将来该如何办?

新京报:王思聪以后会接替你执掌万达吗?
王健林: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执掌万达。他有他自己的性格,有自己喜欢的领域。
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,在现有梯队中,情商、智慧、执行力高,个人又特别勤奋的人比较少。一个人很聪明,但可能执行力差;另一个很勤奋,但是笨了一点。我在想,与我们那个年代相比,可能缺乏市场摔打的关系。

新京报:作为亚洲首富,你对当下的中小型企业家或创业者有哪些建议?
王健林:我觉得人生要有大目标,我的目标也是不断的调整。我不可能一开始就订现在的目标。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来的,任何人都有机会做成大企业,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生要有大目标,要有理想,要有情怀。
有理想,有情怀,有目标,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;如果没有理想、情怀和目标,你一点成为成功人士的可能都没有。

新京报:站在首富的位置,怎么看待财富,比如钱?
王健林:我不看重钱,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。我儿子都说我,爸爸不会花钱。我不是不会花钱,是没时间花钱。我对钱的感觉是,我不是一个爱钱的人。
我为什么这么多钱还在努力奋斗呢,就是我有一个梦想,我需要用我和我团队的努力,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样子,成为让世界敬佩的企业。




首页 - 阿贵有仙妻 的更多文章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