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公家的墙上为什么一直挂着伟人画像丨人间

摘要: 孤腿外公,一辈子没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

10-31 02:43 首页 人间theLivings


《我11》剧照


我很想告诉他,他错了,读书就读书,不用会干体力活。劳动加强不了思想,也改造不了思想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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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公家有个多年的习惯,堂屋里总是悬挂国家领导人的画像。

大门的位置会留给门神,有些年,堂屋的墙壁上也贴一张观音菩萨。但唯独领导人的画像,一直挂在最显眼的地方,比如堂屋大门正对的一面墙上,客人来串门,主人没见,就要先拜了领导。

最开始,墙上是开国十大元帅,并排站着,高头大马,戎装飒然,背景则是晴空、沃野、苍松、红日。由于是画像经由那个年代独特的“手工PS”,元帅们个个相貌不凡,器宇轩昂,威风八面。

外公上过朝鲜战场,执行任务时,踩到地雷,丢了条腿,捡回条命。大概作为军人,崇拜军人理所当然。不过在我的记忆里,除了十大元帅,外公家堂屋里似乎还挂过十大将军的画像。但不知为何,后来外公就不挂军人们的画像了,兴许是将军们不再流行,市面上也不卖了。

当然,就算没了元帅、将军,外公的墙上也不冷清。

毛主席的画像一直稳坐排头,并且年年更换。今年才换了新的,来年春天,又换上一张更鲜艳的,或者脸型有些微妙的变化,或者背景的红太阳换个位置。

这还是一面与时俱进的墙。打我有记忆起,外公的墙壁上,江主席就一直是跟毛主席并列的。大约到我上初中以后,胡主席和温总理也被外公请上这面荣誉墙。2012年之后,他也紧跟形势,再次丰富了荣誉墙的阵容。

逢年过节,家家打扬尘,换春联。在外公家,还要加一项:换画像。

以前住乡下,春节前外婆上街赶集,外公总要叮嘱一声,看看街上是否来了新的画像。有时,果然买到新的,外公就会急忙展开,那是一幅幅裹成卷轴状的过塑纸画像。他极其满足地端详、欣赏,并很快地换到墙上,整个堂屋仿佛都洋溢着一种崭新的氛围。

很多年来,我都以为,外公喜欢挂领导人的画像跟年轻人在卧室悬挂明星画像,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
 

2


除了领导人的画像以外,外公的另一个爱好是看新闻联播。但直到去年他去世,我都没有机会跟他好好聊聊时事。

实际上,在其他方面,我们交流得也很少。他是那种沉默又威严的家长,连我妈妈和小姨都很怕他,尤其是当她们过年回家休假,准备打几圈麻将的时候。

我与他之间的交流,也都是指令性或问答性的对话。比如,瑞熙来吃饭了;瑞熙,床头柜里有糖,你去拿来吃吧;瑞熙,拿扫把去楼下,把院子打扫一下。

这院子其实不是外公家的。

搬到镇上以后,他住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栋商品楼里,二楼,根本没什么院子。商品楼下确实有块水泥空地。但是农贸市场人流庞杂,这块空地就被当成了厕所和垃圾场。此后的很多年,这块空地就成了我以及几个表兄妹义务劳动的场所。

这件事情,在很多人看来,其实就是多管闲事,但某种意义上说,实际上却是外公别有用心的——

作为一名有名望的“老革命”,他要向邻居们显示他的精神境界,他大概不能允许,自家屋檐下发生这么一出“公地悲剧”。场地打扫干净了,别人议论起来,功劳自然就归到外公名下了。

当然,他后来告诉我,这也是为了锻炼我,或者说考验我。读书人是否情愿去干这肮脏的体力活,这一点站在外公的立场上,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。劳动,尤其又是体力劳动,在外公的道德价值标准里有着独特的分量。

正是这个义务扫地的行为,外公对我有了极其正面的评价和期待:读得了书也干得来体力活,这是一种优秀的品质,此子大有前途。

现在我敢确定,外公打量我的这种目光来自某个历史深处,来自好几十年前。我很想告诉他,他错了,读书就读书,不用会干体力活。劳动加强不了思想,也改造不了思想。

 

3


今年4月,外公再次病危,住进镇上医院。表姐说,看来这次真的不行了。我从北京飞回,看到病床上的他已极度消瘦,用家乡人的说法就是,虎气没了。

他再也不是那个威严的大家长,也不再面色凝重,充满主见。他头脑已经不太清醒,记得的人越来越少,这里面已经不包括我。

那几天,我夜里在医院守夜,白天离开医院回家睡觉。有一天醒来后,我没再去医院。他已与我生死相隔了。

外公二十出头单腿截肢,作为一个重度残疾人,他的前面大半辈子,却活得像个超人。

 

    

 我回了趟老家,第一次去了一个叫做红星水库的地方。在外公还有兴致回忆当年勇的年岁里,他经常提起这个地方,“我在那儿待了十几年”,在他漫长的回忆里,这里似乎是一个显著的坐标。

但家里人对这地方的兴趣却不大,小时候,从来没有一位长辈带我去过。

外公说,他以前在这个水库经营渔场,是渔场的场长。很长时间以来,我都很神往这个地方,想来那定是一片疏朗开阔的水域。

骑个电动车出了小镇,沿着乡村新修的水泥路,没半时就到了。水库没有想象中大,不是那种有拦河堤坝的流域水库,而是一个形状极其不规则的湖。

我假装问路,其实是为了问人,喊住一位看起来五十来岁的农人。“请问红星水库在哪里啊?”“这里就是”,那人用手指向我刚刚经过的地方。

“请问你认识一个叫胡志义的人吗?很多年前他在这里待过。”

“你说的是那个打仗丢了条腿的胡志义吗?恩。我认识,他在这里管过很多年渔场。”

看来,外公果然不是凭空吹嘘。

 

4


但是,在外公的人生履历中,这甚至都不能算得上最华丽的经历之一。

朝鲜战争才是他一生骄傲的资本,那些纪念章和奖章被当做传家宝似地保管着。在战场上,他当了班长。一次,带队执行夜间巡逻任务,他走在最前面,踩到了地雷,当场就把脚给炸没了,后来截肢到大腿。

我忘记自己是否问过他那个最敏感的问题:是否杀过人。如果我有问过,我想他回答的也一定是“没有”。就像他对待自己的文革经历一样,回答得很模糊。

参战之前,外公是一名矿工,他参战的动机也非常古典:想去搏命。

旷工胡志义是在救助院长大的,不知道当年组织是如何为外公的出身定性的,想必一定是根正苗红,因为在五六十年代,他确实很红,红到发紫,直到铩羽文革。


    

事实上,外公虽然是旷工,且在救助站长大,但他确实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。那时,外公的父亲在镇上做屠宰生意,请了七八个帮手,后来得病早逝了,女人撑不起家,生意渐渐被瓜分。两个儿子送去救助院,母亲一个人回了乡下。

外公跟着那位和自己性格极其不同的长兄一起下了矿,可这位长兄却总是拿着两兄弟拿命换来的工钱去赌博。

朝鲜开战,招募志愿军时,外公觉得机会来了。与其这么存不下钱耗下去,不如干脆当兵打仗拼命去。

外公的长兄我们叫三外公,关键时刻,这位三外公也很硬气。他知道外公参军就是为了离开他,既然这样,不如自己去拼这个命。

在兄弟之间有两个选择:一个是搏命挣功名,一个是活命传香火。三外公觉得自己应该选第一个。不过后来三外公的体检没过,最终还是外公上了战场。但两兄弟之间,已经有了事关生死的交谊。他们两兄弟一辈子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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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结束,外公得了一笔不菲的遣散费,那还是五十年代初。

他用遣散费做了一个大手笔的投资,入股了当年挖煤的矿厂,当上了厂长。

在新中国,这是一家纯私营的企业。如果站在今天的时代回首往事,那真是一个悲剧般的选择:他本来是一名坠入汪洋的水手,九死一生,攀上了一艘航船,然而,茫茫大海中,航船的前方却是滔天的巨浪。

煤矿效益很好,但没过多久,还是免不了被合营、改造的结局。

尽管如此,他的人生仍在急速上升。

离开煤矿,回到母亲的原籍,当了农民。只有一只脚,走路必须完全依靠拐杖,这样的身体状况能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已算不错,但他却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农民。

挥锄头是很容易的,甚至拄着拐棍背背篓,也都可以理解,但据说他还可以挑担子。我还曾自己试验过单拐或者双拐挑担子,很难想象,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。但外婆也言之凿凿,我不得不信。

外公经常说自己曾经很“红”,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这里的红,即是当年政治正确的本意,同时也是现在明星当红的意思。

在生产队,他的公分很高,每年都当选劳模,一级一级地评上去,最后当了全国级别的劳模,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,还跟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宋庆龄合过影。

我没亲眼看过照片,据说是文革的时候,都给烧掉了。


    

文革来了,乡里斗得很凶,很多领导都没能幸免。社会动荡,“上面”的人尚且自身难保,何况一个乡。 

运动开始后,外公一直没有参与,待在家里。一天夜里,区委书记带着几个主要的领导干部来到家里,请老胡,也就是外公出山。

造反派需要一个头,但也不能乱斗,老胡是最合适人选,乡里没人不服他,出身好,身残志坚的战争英雄,全国劳模。

据说后来,还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场景:两股造反派势力正在街头对垒,剑拔弩张,斗得不可开交。这时,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:老胡来了。众人让出一条路来,他拄着单拐一步一步地走入人群,脸上挂着多年以后他的儿孙见着依然会胆颤的威严。他成了“造反派司令”,运动纷乱的局面结束了。

家里人只知道,外公后来当官了,是区里的主任,正副不详。从那时候起,外公作为造反派头领,应该是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跨入了政界。

之前,他根正苗红,履历光鲜,没有明显的把柄,但很快就有了。同样的一个夜晚,区里的领导再次来到外公家里,宣布了组织的决定:胡志义政治立场有问题,不再适合担任原来职务,给予开除公职,以及开除党籍处分。

自此,他的政治生命结束,出身、军功、劳动,都不算了。不像一些有文化自觉的人,对出于朴实人性的行为,能够给予足够的道德意义。外公的心智并没办法超越一层,到了晚年还时常懊悔。

他稀里糊涂的,一辈子都没有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。

 

6


早年从战场上回来,外公还想逆潮流而行,当个小老板,努力挣点家业。根正苗红,荣誉等身,最终却前途尽毁。

被打回原籍时,外公还不满五十岁,之后就是在红星水库管渔场的十余年。

外公身上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,但悲哀的是,无论多强的生命力,却终究只是在泥沼里打滚。

在红星水库,我还听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。我辗转找到当年与外公共事的工友,这位老人正在田边锄地。我简单介绍自己的来意,怀着某种轻微的自豪感,准备从老人口听到一些对外公的称赞。然而并没有。

老人说,外公离开渔场是因为男女问题,他跟当地的一位妇人好上了。我尴尬到甚至忘记了告别时是否体面。

向妈妈求证,她说这是别人陷害的。渔场效益好,有人眼红很正常,耍手段也不是不可能。毕竟从群魔乱舞的时代走过来,人心邪魅,可以理解。

但终究或许,确有其事。

 

7


外公的认命,大约就发生在我出生前后。

时代又变了,九十年代初,私营经济复生,乡镇企业勃兴,已是垂暮之年的外公再度从零开始创业,跟人合伙开了一家采石场。从煤矿到种地,再到采石场,他总是离不开土地,想要折腾出什么东西来。

其中,有一个关键是需要打通政府关系,所有人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规则。但是外公却不懂得变通,以自己的原则性抵抗着大势,犹如螳臂当车,以卵击石。

他让舅舅准备一份“礼物”,那是前一天在田里摸来的几条鳝鱼,然后用报纸包裹了,送到领导办公室。

后来,采石场果然是垮了,他一生的挣扎也就此结束。据说,这位领导恨了他很多年。

之后,他便每天窝在家里看《新闻联播》,分析世界大势,在我成长的这些年,就不断听到他的感慨:外面的样子,像是又要打仗咧。

 

8


外公一生都没什么特别的爱好,不爱玩棋牌,不嗜烟酒茶,却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中一些仪式性的东西,比如逢年过节时简陋的祭祀,比如家庭成员过生日时,一些简短的电话问候,比如墙上那些领导人的画像。

以前,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张贴领导人画像的习惯,并且紧跟时代,只是后来,有些家庭渐渐放松了。外公的习惯却一直保持着,这既是习惯,或许也是某种警惕。

一直到了晚年,他才“红”了一把。

虽然有被开除党籍的污点,但是作为一名在世的革命军人,他仍然有政治价值,他那残缺的大腿是永恒的勋章。

每年春节,或者重要的国家节日,都会有地方政府的领导登门慰问,镇上的,县里的,市里的。这个时候,我们小孩子都会被赶出来,此时,墙上领导人画像的功能才真正地体现出来。外公的荣誉和待遇与此息息相关。

时代面前,他终于做对了一次,但晚了。

(文中皆为化名)

编辑:董俊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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